东晋名将陶侃出身寒门，官授荆州刺史、长沙郡公、大司马，一生平叛乱、勤政事，战功赫赫，多有贤名。史载其治下的荆州“路不拾遗”，他的曾孙陶渊明，更以“采菊东南下，悠然见南山”为后人称道。陶侃之所以为官清正，子孙贤良，与他母亲的教诲、家风的淳正分不开。

陶侃的母亲湛氏，与择邻而居的孟母、刺字笃志的岳母、以荻画地的欧母并称中国古代“四大贤母”。《世说新语》记载了陶母“退鲊责儿”的故事。陶侃的父亲去世得早，母亲含辛茹苦把他抚养大，陶侃感念母恩，作鱼梁吏时，管理河道和渔业，让差役把一坛腌鱼带给母亲品尝。陶母见了以后，不但把坛口封好原样让差役带了回去，而且写了一封信责怪儿子：“汝为吏，以官物见饷，非唯不益，乃增吾忧也。”意思是说：“你身为官吏，本应当清正廉洁，却拿公家的东西送给家人，这样做不但与我无益，反而让我担心啊。”陶侃接到母亲的信后，又愧又悔，将母亲的教诲铭刻在心，此后为官四十年，勤廉克俭，青史留名。

两千多年过去了，陶母“退鲊责儿”的故事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。从许多落马官员的案例来看，贪官在贪腐的道路上往往并非“孤军作战”，而是“联合作战”，夫妻联手，父子上阵，台前幕后，“志”同“道”合。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的妻子田雅芝，把马德手中的权力当成“摇钱树”，大肆卖官敛财，被当地称为“收钱袋子”。这一出“贪腐夫妻档”，由闹剧演变成悲剧，夫妻二人因巨额受贿双双获刑，一个被判死缓，一个被判无期。成为“阶下囚”的马德对妻子不无恨意：“我的手铐，有你的一半。”苏荣在落马后的忏悔书中写道：“正常的同志关系，完全变成了商品交换关系，我家成了‘权钱交易所’，我就是‘所长’，老婆是‘收款员’。”而刘铁男、刘德成这一对“贪腐父子兵”，一个前台办事，一个后台收钱。刘铁男用权力为儿子铺路，却将自己和儿子都送上了邪路。在法庭上他痛心疾首，说自己“害了孩子”，可惜悔之晚矣！

相比较刘铁男为儿子不惜以身试法，陶侃的母亲拒绝儿子以公济私的“孝心”，拒得坦荡，爱得深沉。父母为儿女计，不可不谋久远。“家之兴替，在于礼义，不在于富贵贫贱。”淳正的家风，像一条精神脐带，为后世子孙绵绵不绝地提供营养。汉代大儒杨震，官至太尉，昌邑县令王密送金十斤，称夜深人静，无人知晓，劝杨震收下。杨震却说：“天知、地知、你知、我知，怎么说没有人知道呢？”王密惭愧地走了。杨震为官清廉，家无余财，朋友劝他置办些产业留给子孙，杨震说：“让我的后代被人称为‘清白吏’的子孙，把这个传给他们，不是更好吗？”杨震的子孙们受其言传身教，以“四知”为荣，以清白传家。其十四世孙杨坚建立了强盛一时的隋朝，北宋威名赫赫的杨家将也是他的后裔，精忠报国，满门忠烈，可见其家风传承之成功。

家风不仅是润德、修身、齐家的法宝，也是从源头净化政治生态的清新剂。孟子曰：“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。”有什么样的家风，就有什么样的权力观、财富观、价值观。有“以廉为荣，以贪为耻”的家风，滋养一团正气，让人洁身自好，远离蝇营狗苟；有陶母这样的“廉内助”，居安思危，防微杜渐，在发现问题苗头的时候就能“咬咬耳朵”、“扯扯袖子”，打上一针“清醒剂”，就能防患于未然，避免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的悲剧。

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。”愿淳正家风，成为活水之源，推动党风政风、社风民风的持续改善。

(穆鑫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