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李学军

在古代的一些官衙中，悬挂有“天理国法人情”的匾额。如何处理好情、理、法之间的矛盾冲突，实现三者的协调统一，不仅体现出一个官员的履职能力，而且反映出他的智慧，考验着他的良知。

明末清初之际，合肥人龚鼎孳声名远扬，人称“龚合肥”。龚鼎孳在诗歌方面颇有造诣，与钱谦益、吴伟业并称为“江左三大家”。清顺治年间，龚鼎孳曾任刑部侍郎、都察院左都御史，康熙年间官至兵部、刑部、礼部三部尚书。

明清两代，以刑部、都察院、大理寺为三法司，重大案件由三方共同审理,即俗称的“三堂会审”。作为一名司法高官，龚鼎孳在朝野颇负声望。

顺治十一年（1654）五月，龚鼎孳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（别称“总宪”），成为监察机构的长官。任职一年期间，龚鼎孳上奏疏章过百篇，提出了许多洞察时局、革除政弊、改善民生的主张。

当时，周亮工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，成为龚鼎孳的副手。其《祝龚芝麓总宪序》云：“某亲见先生日必平反数十事，事虽奏，当有毫发疑，必推驳至尽。至辍匕箸，展转含毫，获有生机后已。”

案件审理中，只要发现疑点，龚鼎孳绝不放过。即使已经定案上报，也要彻底推究。甚至吃饭时放下碗筷，研究分析案情。落笔作出结论，则慎之又慎，务求为蒙冤者寻求生机。

康熙三年（1664）十一月，龚鼎孳主政刑部。刑部尚书别称大司寇，是掌管全国司法和刑狱的大臣。龚鼎孳曾经说过：“予天性好生，非刑官不能生人。使吾为宰相，不如为是官之足以遂吾志也。”

他常怀恻隐怜悯之心，审核案件反复参详，发现冤情必为之昭雪。“每与同官争一案，自朝至暮不得当不止，而罪疑者往往得减死。尝岁终缄印，有诗云：‘万事喜看人乍活，一年追数憾无余。’所喜足遂其志者，为此也。”（钱澄之《龚端毅蕲水县生祠重新碑记》）

显然，主张“疑罪”从无、从轻、从宽发落，有益于维护民众权利，防止朝廷“苛政”的严重化与扩大化。

古代的国法，也称“王法”，体现的是帝王的意志。入清之初，社会矛盾趋于复杂，民族矛盾异常激烈。在此背景下，如何做到既通晓律令、奉法办案，又能把儒家思想中慎刑、重民的思想融入到具体事务中，成为司法官员无法回避的一道难题。

在当时的法制体系中，是公正严明、执法如山，还是听命权贵、枉法徇私，是法外施恩、网开一面，还是严惩不贷、绝不姑息，或者是罗织罪名、严刑逼供，如此等等，司法官员的品行、思想观念以及在实际操作中对“自由裁量权”尺度把控的宽严程度，对当事人造成的影响非同小可。

其时，由于不与满清政权合作，遗民人士时常因涉嫌“谋反”“叛乱”而受到打击迫害。在清廷看来，遗民问题“事涉满汉”，是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。

龚鼎孳明知为遗民说话办事、触犯满族权贵的利益可能受到严厉惩处，但是，他依然把善待他人、护佑生命作为自己的选择。一些遗民逸士在遭遇牢狱之灾甚至性命之虞时，得到过龚鼎孳营救,如傅山、陶汝鼐、阎尔梅、丁耀亢等。因为此类事件，龚鼎孳曾受到顺治皇帝“点名批评”，官职曾连降八级。

乱世之中，众生皆苦。龚鼎孳以一己之力冒险救助“弱势群体”，与那些刻意迎合帝王意图的“奴才”以及心狠手辣的“酷吏”形成了鲜明的反差。

为官期间，龚鼎孳一直关注民生，屡屡为民请命。“安边筹策耕桑急，天意分明厌鼓鼙”（《送袁九叙少司马开府滇南》）、“揭竿扶杖尽赤子，休兵薄敛恩须终。”（《岁暮行，用少陵韵》）、“健吏救时心欲细，遗民望活眼全枯”（《送园次出守吴兴次仲调韵》）等诗句也表达出他的忧国忧民之情。

在《王铁山司马奏议小序》中，龚鼎孳写道：“论人于今日不难，救吾民则圣贤，虐吾民则寇盗，两言决耳。”由此可见，不昧良心、尽责尽力“救吾民”是龚鼎孳内心一直坚持的为官准则，不仅身体力行，而且积极倡导。

值得关注的是，龚鼎孳的义善之举通过其官员身份为之（某些时候甚至被清廷默许），客观上起到了缓和朝野关系以及满汉之间民族矛盾、促进社会稳定的效果，有利于形成“双赢”乃至“多赢”的局面。这种应对之策，不仅顺应民心，也符合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。

实际上，化解敌对情绪、争取异己分子与无情打压、严酷威逼，可谓殊途同归。康熙年间，先前一再遭贬的龚鼎孳再获朝廷重用，可能与他这种擅长“统战工作”的特殊影响不无关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