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音岚

大年初二，搭乘公交车去县城上班。一路上，喜欢看着车窗外快速流动的风景——准确地说，是那些贴在大门上的春联。

我有个习惯，每年新春正月，总要一个人随意走到大街小巷转转。特别是乡村家家户户的大门对子，只要是手写的，无论字写得孬好，我都要仔细欣赏一番。这个习惯，打小就有了。

现在的城市和乡村，手写春联是越来越少了。放眼望去，几乎清一色的印刷体，金黄的、深黑的、银粉的，字体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从短视频里看，从电视里看，全国各地都一个样。这样的春联，五块钱一副，又大又长，纸质厚实，实惠大气，省事省心——充分满足了快餐时代的大众口味。但说句心里话，千篇一律，字迹通俗，实在没什么欣赏价值。

车窗外，家家户户大门紧闭，满眼通红的大门对子，却几乎看不到一个人。年味淡了，人情味也淡了。

可手写的春联不一样。那是带着温度的，带着文化底蕴的，既传统又耐看。只是成本高，除了买纸买墨，还得费时费力去写。没有一定的书法底子，是不敢轻易提笔的，更不敢拿出来贴上门面。

所以每次看到一家手写的大门对子，写得好的，我都要在心里默默临摹半天。内容的寓意是否新奇，平仄对仗是否工整，用墨枯涩是否得当，整体布局是否一气呵成——这些，我都要揣摩许久，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这一家，去寻下一家。

手写春联在我们神州大地，是有着很深的根子的。它的来历，要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“桃符”。那时候，先祖们每逢过年，会悄悄采来几枝桃树枝，放在门或窗上，认为桃木有辟邪的神力。到了东汉，《风俗通义》里记载，人们会在两块桃木板上画神荼、郁垒二神，挂在门旁驱鬼避邪，这就是“桃符”。直到今天，乡下有些地方，还默默保留着这个老习俗。

后来，桃符的内容从画画演变成了写字。五代时期，后蜀君主孟昶让学士在桃符上写吉祥话，又嫌人家写得不够工整，索性亲笔题了十个字：“新年纳余庆，佳节号长春。”这十个字，后来被公认为中国第一副春联。

再到明朝，春联才真正普及开来。据说朱元璋定都南京后，有一年除夕微服出行，见一户阉猪的人家没贴对联，便御赐了一副妙联：“双手劈开生死路，一刀割断是非根。”皇帝这么一提倡，“春联”这个词儿正式诞生了，书写材料也从笨重的桃木，换成了轻便的红纸，从此传遍大江南北。

我喜欢写春联，还得感谢本家的叔叔音邦传。

叔父生前是小学教师，六十年代初毕业于肥东师范，写得一手好正楷，钢笔字也好。我小时候有幸翻过他当年师范的课本，每一页都有课堂笔记，密密麻麻的，字体行楷，工整漂亮。那时候我想，小学毕业就考上师范的学生，能把字写得这么好，真是让我崇拜得不行。

记得我们村好多人，都请叔父写过春联、写中堂。当年生产队搞宣传队，排革命样板戏《红灯记》，叔父扮演李玉和，又英俊又勇敢。他既是主演又是编导，搞得有模有样，多次到大队部和公社演出，奖状得了无数。戏里的台词、宣传的标语，都是叔父亲手写的。那时候我才十来岁，就觉得叔父是个很有文化的人，心里羡慕极了。

在叔父的熏陶下，我自上小学就喜欢写字。三年级的大字描红课，我的毛笔字作业，常常被老师画上一个个红圈圈。红圈圈越多，说明字写得越好。每次发下作业本，我都迫不及待地数，看这回又得了多少个圈。

时间过得真快。童年学写大字的日子，仿佛就在昨天。叔父每年写春联的情景，也恍惚就在前天。

车窗外的风景还在流动。又一户人家从眼前掠过，门上的春联红得耀眼。我眯起眼仔细看——是手写的，还是印刷的呢？